“我是这么认为的！”
“理由呢！”
“往日种种譬如往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算下来已经过去两三年了，跟十年比起来，已经过了三分之一，我们文坛总不能现在，将来一直批判这十年。
对于一些老同志和老张你来说，十年的经历对你来说刻骨铭心，但我们批判的目的是什么？是批判？还是前进？我觉得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一直批判下去，我们就一直没办法放下包袱。包袱已经批判没了，为了批判，就主动去找包袱批判，那符合事物发展的趋势吗？
以现在和将来的十年，批判上一个十年，又或者以二十年，批判上一个十年？改革是趋势，文学的发展，自然要跟着时代走。
新中国前，左翼文学大肆批判旧时代，到了建国后，开始进入十七年文学时期，讴歌新时代。我觉得，改革开放也是一个时间点，文坛要注意脚下，注意前方了。”
张广年仔细地听着刘一民的话，声音不断地在他脑海里回响。过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欣赏的微笑：“你的话，比你在领奖的时候讲的更尖锐，也够刺耳，不过掏一掏耳朵，没什么不好的。”
“颁奖的时候，我也想讲那么多，可惜就怕有些人听个声儿就跳脚了！”
张广年既然愿意这样说，加上刘一民对他的了解，索性将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同志们整体还是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的。你的文字很有灵性，要是进入作协工作对文坛好，但是对你个人未必是好的。”
张广年这话，也是对自己的总结。他晚年常常懊悔，文字被体制和公文所拖累，经常给周杨改公文，后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时发现缺失了年轻时的灵性。
接下来的时间里，刘一民接连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改革文学”的评论。
既能挣钱，又能争夺关于“改革文学”的话语权。话语权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却又确确实实的存在。
有时候你不争，也会有人想让你去争。
接下来刘一民在《文艺报》等报纸杂志上接连发了好几篇的“改革文学”评论。
《什么是改革文学？为什么改革文学将是下一个文学创作主阵地？》
《我们为什么需要改革文学？》
《‘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的先锋之作》
《改革文学中关于‘歌颂’和‘批判’的立场问题》
《人民需要改革，读者需要改革文学》
一篇篇文学评论的发表，每一次都能引起热议。不少报纸看得干着急，约稿函发了一封又一封，最后都石沉大海。
约稿信没用，那当面堵门有用吧！燕大的宿舍，不少编辑都上门求稿，可惜刘一民同志脚底抹油，溜了，除了上课外，就住在了自己的四合院里。
倒是陈大志和李学勤搭了一辆快车，他们两个被退回的稿子，竟然神奇地在推销了数次之后推销了出去。
陈大志的稿子被《燕京晚报》给拿走了，李学勤的稿子则是被《广播电视报》拿走刊登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