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盛夏，
紫禁城的红墙绿瓦被烈日烤得发烫，
但比天气更燥热的，是京城官场的人心。
一股无形的低压笼罩着六部衙门、
翰林院乃至各条胡同的官员府邸，
压得人喘不过气，
却又隐隐透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兴奋与恐惧。
导火索，依旧是那烧了近两年的“大礼议”。
自苏惟瑾那日在文华殿“别具会心”地阐释了《春秋》“尊王”与“礼之本”后，
类似论调仿佛一夜之间找到了理论依据和勇气，
开始在非清流的圈子里悄然流传、发酵。
当然，没人会明说是受了新科状元的启发，
但那套“重实质轻形式”、
“君权神圣当顺承天意人心”的说法，
却精准地搔到了嘉靖皇帝和议礼新贵们的痒处。
张璁、桂萼等人的奏疏，
愈发大胆直接，
不再仅仅纠缠于“继统”与“继嗣”的辩经，
开始引据（甚至曲解）更多经典，
矛头暗指杨廷和等旧臣“拘泥古礼，
蔽塞圣听，有违为臣之道”。
宫中司礼监的一些大珰，
态度也似乎越发暧昧，
递送奏疏、传话引见时，
对议礼派的阻力明显小了许多。
流言更是如同京城夏日沟渠里的孑孓，疯狂滋生。
“听说了吗？陛下昨日又召见张璁，密谈至深夜！”
“何止！宫里传出的消息，
陛下对着杨阁老的奏本，气得摔了茶杯！”
“岂止摔杯？我看杨阁老…
唉，恐难得善终啊…”
“最新消息！
有人已拟好章程，
要请陛下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了！这简直…”
“嘶——！这…这是要彻底掀桌子啊！”
茶馆酒肆、衙门廨舍，
甚至下朝的路上，
官员们交头接耳，神色各异。
清流一派，多是忧心忡忡，满面激愤。
“荒谬！荒谬绝伦！”
翰林院里，一位素以刚直著称的老编修，
气得胡子直抖，对着几位同僚低吼道：
“‘皇考’之称，岂能轻予藩王？
此例一开，礼法何存？
纲常何在？我等读圣贤书，岂能坐视不言？”
他目光扫过在场众人，
尤其在一些年轻翰林脸上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