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人物……居然要挑唆织户、流民暴动，还想捣毁救灾司？”
严宽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几分难以置信。
南京的官员们要借着宣喻大会的由头，趁各州府官员赴会时，在松江、苏州、湖州等地煽动受水患影响的织户和流民闹事，把水搅浑，让袁可立顾此失彼，没法再追查布商拖延生丝的事。
管事站在一旁，见严宽脸色不对，小心翼翼地劝道：
“老爷，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
暴动要是闹大了，官府肯定要查，到时候咱们严家要是沾了边，怕是……
不如咱们就装作没收到口信，别掺和了？”
“不干？”
严宽缓缓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无奈的苦涩。
“你以为咱们不想干就能不干？
可这不是‘想不想’的事，是必须要干的事。”
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密密麻麻的织户院落。
那些低矮的青砖房里，住着上百户靠严家吃饭的织工，白日里机杼声能传到府里来。
可谁能知道，这些织户能安稳织布，严家能把松江大布卖到京师、甚至运到海上，靠的从来不是“会做生意”这么简单。
“你忘了天启元年开春的事？”
严宽的声音带着几分回忆的沉郁。
“那会儿咱们运了三千匹细布去临清，走钞关的时候，那主事非要按‘每匹三分银’收税，比往常多了两倍。
咱们好说歹说，他就是不松口，最后还是托了应天府的李主事递了话，才把税降到‘每匹一分’，光那一次，就省了六百两银子。
要是没李主事的面子，咱们那趟生意，赚的钱还不够交税的！”
管事愣了愣，随即点了点头。
他当然记得，那次严宽差点就想把布运回松江，是李主事的一封手札，才让钞关的人松了口。
“还有湖州的生丝。”
严宽又道，语气里多了几分无奈。
“咱们严家做高端细布，得用湖州的‘辑里丝’，可那桑园多半是官绅的私产，寻常布商根本拿不到货。
前年咱们为了收丝，给湖州知府送了五百匹细布，才换得他默许咱们从官营织造局‘夹带’丝料。
要是没这些大人物的支持，咱们的织机早就停了，还能有现在的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