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格不喜欢《鼠疫》最后给出的这个结论，但他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所以最后只能写道：
【索雷尔先生也许是想告诉我们，人不需要等到革命胜利才能做好事，但这不是工人需要的答案！
工人需要的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好事的伪善！】
这篇文章在左翼圈子里传阅了一阵，最终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大部分人觉得，这是在用政治衡量文学，本来就不对。
而最有趣的评论来自《费加罗报》，它的文学副刊在七月二十八日登了一篇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埃德蒙·阿布撰写的短文。
【《鼠疫》是一部让人不舒服的小说，因为它没有试著去讨好任何人。教会在里面没有得到胜利，共和国也没有；科学没有凯旋，人道主义也没有显得温暖可靠。
索雷尔以前的作品里总有一个立场」。《老卫兵》同情小人物，《合唱团》批判教会，《雷雨》揭露家庭伦理的虚伪，《太阳照常升起》反思迷惘的一代————
《鼠疫》没有这些。它甚至不关心「美」。书里的布雷兹是一座灰色的小城，没有巴黎的繁华，没有外省的风情，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地方，有人住在那里，然后他们死了。
这部小说不提供慰藉。它没有英雄让你崇拜，没有道德让你学习，没有悲剧让你流泪。它只是把一件事放在你面前，然后说：看，这就是人。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这篇短文被普遍认为是为了弥合因为《鼠疫》分裂的巴黎艺术批评界，但没有人在乎，人们还是吵闹不休。
而在这一切纷纷扰扰之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出现：莱昂纳尔·索雷尔。
自从《鼠疫》出版以后，他从巴黎的社交圈里消失了。不参加沙龙，不接受采访，不在报纸上发表任何声明。
有人去维尔讷夫的山麓别墅找他，门房说索雷尔先生身体不适，需要静养，不见客。
有人给他写信，希望他谈谈《鼠疫》的创作意图，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有人在他常去的咖啡馆蹲守，等了一个星期，连他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种沉默让评论家们更加焦躁。
他们想听他解释。哪怕只说一句「你们想多了」也行。
但他就是不说。
《小巴黎人报》的记者乔治·杜瓦尔在专栏里写道：
【索雷尔先生沉默了，但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不愿意为《鼠疫》辩护，因为他觉得不需要辩护；他不愿意解释，因为他觉得解释是多余的。他把书交给了读者，然后转身走了。
这是对自己作品最大的自信，也是对自己作品最大的不尊重。】
文章一出，人人都恍然大悟，表示索雷尔就是这么个人！他不喜欢对公众解释自己的作品的意图，把一切争论留给读者。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莱昂纳尔此刻正在巴黎郊区一个封闭的场地内，坐在一辆怪模怪样的「车」上，在柏油路上快乐地飞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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