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以前，即使在宪政之下，维多利亚也不是“统而不治”的虚君。
她会亲自参与政治，通过给首相、大臣写信，指挥亲王室的贵族议员等方式表达意见，施加压力。
1846年，首相皮尔要废除《谷物法》，议会里反对的声音很大。是维多利亚给皮尔写信，说他的决定“公正而明智”。那封信帮他稳住了阵脚，最终成功推动废除《谷物法》的提案通过。
1858年，德比勋爵的内阁试图削弱王室特权，又是维多利亚女王致函指责他们“放弃王权”，最终逼迫他们让步。
印度兵变时，当时的首相帕默斯顿轻敌，导致事态恶化，是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督促增兵。事后，人们都把“及时干预”的功劳归功于王室。
那时候，内阁做重大决定前，必须征求女王的意见。不是走形式，而是真的要讨论，真的必须说服女王。
如果女王不点头，事情就办不成。这使“君主不得缺位”成为英国新的宪政惯例。
但从丈夫去世以后，维多利亚女王就变了。她离开了伦敦，长期住在温莎、巴尔莫勒尔、奥斯本。穿黑衣，不见客，也几乎不参加公开活动。
长期远离伦敦，内阁就无法事事“请旨”，首相和大臣可以自己做决定。时间长了，行政惯性就把日常决策权彻底推给了内阁和议会。君主立宪制，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动完善”了。
等维多利亚1880年代开始重返政治舞台，重返英国国家的公共生活时，她发现伦敦的政治精英们已经习惯了“女王只是象征、内阁和议会做主”的新平衡。
他们仍然尊重女王，重大事项仍然会请示她，但那更多是礼节。
真正的权力，已经不在她手里了。
如今的首相格莱斯顿哪怕再尊重她，但也不会像当年的皮尔或帕默斯顿那样，真正把她的意见当作必须考虑的因素。
这不是她想要的大英帝国！
女王走回窗前。她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一个穿着黑衣的矮小老妇人。
“Oldlady……”她低声念出这个词，然后笑了。
不是开心的笑，也不是嘲讽的笑，而是某种看透一切的笑。
她低声对自己说：“又有何不可呢？”。
布朗没听清：“陛下？”
女王没有回答。她继续看着窗外，但眼神却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她想起那个措辞尖锐的法国作家，想起慌乱的内阁，想起分裂的议会和争吵不休的报纸。
也想起今天法庭上的平民被告，那些酒吧老板，码头工人，缝衣女工们。
女王再次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嘴角上扬，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
布朗看得愣住了。他已经很久没见女王这样笑过。
他小心翼翼地上前一步：“陛下？”
女王转过身，脸上还带着笑容。那笑容意味深长，像藏着什么秘密，某个只有她知道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