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人是爱弥儿·左拉，自然主义的旗手，他既是屠格涅夫的老朋友，同时又总对他过于富有感情的笔调颇有微词。
“让女人以孩子的死开头，是莱昂纳尔的智慧，不是那个女人的智慧。她就是病人！她的一切表现都是遗传的缺陷，与生理的病态！”
左拉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甚至都有没有看作者莱昂纳尔一眼。
莱昂纳尔倒没有觉得奇怪——作品问世以后，其解读权就不独属于作者，是一个常识；而这个常识推演到极致，就是所谓的“作者已死”。
后世中国的高考语文的相关讨论，经常因为缺乏这样的常识陷入各说各话的死胡同。
比如那条“眼睛还带着一丝诡异的光”的鱼，根据作者自己解释，是截稿日的时间压力下，随手写的结尾，没有什么深意。
但是在出题者（当然也是解读者）看来，这条鱼和它诡异的目光是有象征含义的。
所以莱昂纳尔此刻没有出声打断二人的讨论，而是陷在沙发里，点上一支烟，安静地做一个倾听者。
左拉站在客厅中央，不仅是对屠格涅夫，也是对所有人说：“请允许我更‘科学’地看待这个人物。她，以及她所代表的，是遗传疾病与生理本能的产物！
她的母亲，你们注意到了吗，她那个寡居的、多疑的母亲，对她并不关心，从来不亲吻她，这种冷漠，本来就是一种情感上的病态。
她所有的极端行为——偷窥、收集烟头、献身、独自抚养孩子——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是情感上的病态。
病态的母亲，病态的女人，这不是遗传是什么？她极度扭曲的行为，是因为她病了！病得厉害！
‘L’对她而言，早已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她灰暗人生中唯一能抓住的、幻想出来的‘意义’符号。”
左拉的分析像一阵冷风刮过沙龙，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理性，是最典型的「自然主义」观点。
包括福楼拜在内，这里大部分的作家都在相当程度上赞同「自然主义」，并据此进行创作实践。
尤其是几位年轻作家，如保尔·阿莱克西和昂利·塞阿尔，更是「自然主义」的狂热拥趸。
所以他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认为“陌生女人”的悲剧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由她身为女人这种“非理性生物”，与她从母亲那里得来的“遗传疾病”决定。
无论这个“L”是否出现，她都无法逃避这个命运，她总会在她灰暗生命的某一个阶段，找到一个像“L”一样的象征符号，然后完成她飞蛾扑火的命运。
莱昂纳尔虽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此刻也无意出言反驳，他更想听听屠格涅夫的看法。
这个俄罗斯人果然没有被轻易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