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儒家的权变智慧……世上难觅尽善尽美的君主，士大夫不必因君主有缺陷便一概避世，核心是判断‘是否有行道之机’。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刘瑾乱政当朝，皆是‘邦无道’的景象。而孔子‘见行可’而仕于季氏，正是王鏊‘邦无道仍欲行道’的精神镜像。
王鏊深知，刘瑾气焰熏天，朝堂上下多是趋炎附势之辈，此时若要避世，便是弃万民于水火、舍社稷于危局，绝非真正儒臣所为。
可若要留朝，便需在阉党恶臭的缝隙中周旋，既要守住自身名节，不与奸佞同流合污，又要寻得‘行道之机’，尽力匡正一丝时弊、庇护一位忠良、减免一笔苛税……这既要又要，简直难于登天！
这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题目中孔子的选择何其相似？他根本就是在以孔子自况！
所以这道题既是震泽先生心境的宣泄，更是他对天下举子的期许。
他盼后辈能读懂‘见行可之仕’的深意，入仕后面对不完美君主或专权权臣，切勿因时弊消沉、因势恶退缩。
他希望后辈们能学孔子审时度势、不失其志，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守清正之节，既不与奸佞同流合污，亦不空守清高逃避责任！
世道浑浊而圣道不废，前路艰险而行道之心不改——这便是王鏊藏于考题中的坚守。这份‘邦无道仍欲行道’的执着，是他心目中士大夫对社稷苍生应有的担当！
苏录不禁想起自己之前那篇引起大麻烦的《用之则行》，在境界上确实低了震泽先生一截。
他那篇文章破题便言‘不执为要’，通篇侧重的是个人心性的超脱——‘屡经用舍，充然自安’，‘晤对颜渊，忘言相契’。
说到底，还是偏向于‘独善其身’的修养。强调的是‘顺势应时’，若遇‘邦无道’，更多是主张‘舍则守道’，守住自身节操便已足矣。
那时他所思所写，多是个人如何在刘瑾乱政的时代保持本心。却未曾想过，在真正浑浊到令人窒息的世道里，士大夫更该有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主动担当。
可王鏊的《见行可之仕》不同。震泽先生所思的，不是个人如何避祸自守，而是如何在令人窒息的浑浊世道中，为正道寻一线生机，为苍生谋一分福祉。
哪怕季桓子是僭越之臣，哪怕刘瑾是乱政之阉，只要有‘推行部分正道’的可能，便不肯轻易放弃这种‘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的主动！
这种‘宁在污泥中栽花，不向泉石间避世’的担当，正是他那篇文章所欠缺的——他的文章是‘向内求’，求的是个人心境的平和与超脱；而王鏊的考题是‘向外求’，求的是社稷苍生的安稳与生机。
一为‘自安’，一为‘安世’，格局与境界，高下立判！
苏录汗颜之余又不禁深深的感佩。原来真正的顺道守德，不该是避开乱世的污浊，而是敢于踏入污浊，却始终守得住正道的清明。
真正的‘不执’，也不是‘用则行、舍则藏’的顺势而为，而是‘邦无道仍欲行道’的逆势坚守！
他那篇文章，终究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沉厚担当，缺了绝境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
那么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也就呼之欲出了！
苏录微闭双目，最后酝酿片刻。直到感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这才掏出温在怀中的墨盒，打开后饱蘸浓墨，提笔力就一篇雄文——
‘圣人仕鲁，因道可施；君子出仕，惟义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