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九验收的日子越来越近。县文教局的领导来了好几次，检查档案、看教室、看宿舍、看食堂。每来一次，就会提出一堆问题：“这个数据不够准确”“那个材料不够规范”“这个展板要重做”“那个标语要更换”。
我只能一一记下，然后加班改。有一次，领导指着一份“辍学学生情况说明”说：“这里写得太简单了，要写清楚原因，还要写学校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解释：“这些学生有的是随父母外出打工，有的是家庭困难……”
“不能只写‘随父母外出打工’，要写具体，比如‘父母在广东东莞某电子厂打工，学生随迁就读’。”领导说，“还有，学校有没有家访？有没有联系当地学校？这些都要写进去。”
我只好回去，一个个打电话、家访，补充材料。
有个叫李强的学生，辍学去了南方打工。我给他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奶奶。
“姚老师啊，你别找他了，他在外面挺好的。”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叹气，“家里穷，他爸妈又不在家，他不出去打工怎么办？”
我问：“您知道他在哪个城市吗？具体在什么地方？”
老太太想了半天：“好像是在深圳，具体我也不知道。”
挂了电话，我愣了半天。
这样的学生，我该怎么写他的“详细情况”？
最后，我只好在材料里写：“学生随父母外出务工，具体就读学校暂未联系到，学校已多次与其监护人联系，并将继续跟进。”
写完这一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自欺欺人。
朱玲看我越来越忙，干脆周末也不回城了，陪我帮我。
周末的校园很安静。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几个住校的老师在。风吹过操场，卷起几片落叶。
朱玲会提前买好菜，在学校的小厨房里做饭。她的手艺不错，会做红烧肉、炒鸡蛋、炖鸡汤。
“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拖垮的。”她一边切菜，一边说。
“等普九验收过了就好了。”我坐在旁边，帮她洗菜。
“过了普九，还有别的检查。”她叹气，“这当老师的，就没有轻松的时候。”
我笑了笑：“习惯了。”
吃完饭，她会帮我把材料分类、装订。有些表格需要复印，她就帮我一页一页地放进复印机。
“这个字写得真难看。”她拿起一份我手写的材料，笑着说。
“你懂什么，这叫有个性。”我反驳。
“我看是写得太急了。”她摇摇头，“慢点写，又没人催你。”
“怎么没人催？”我指指桌上的文件，“上面催，校长催，时间也在催。”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也要注意休息。你要是累倒了，谁来写这些东西？”
我看着她，心里暖暖的。
普九验收的前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凌晨两点。
桌上的材料终于整理得差不多了：学籍档案、教师档案、财务报表、课程计划、工作总结、自查报告、迎检方案……一摞摞整齐地放在档案柜里。墙上贴好了新的标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室的窗户擦得干干净净，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腰酸背痛。
走到窗边，我看着窗外的马伏山。夜色很深，山的轮廓在黑暗中若隐若现。远处的村庄里，偶尔有一两盏灯亮着。
我突然想起刚参加工作时的自己，那个对未来充满憧憬，又有些迷茫的年轻人。那时候，我只想好好教书，让学生多学一点东西。后来，慢慢地，各种检查、评比、达标，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
我问自己：这一切，值得吗？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明天，当验收组的领导走进这所学校，看到整齐的档案、干净的教室、墙上的标语，他们会说：“不错，清流学校的普九工作做得很扎实。”
而这背后，是无数个像我这样的老师，熬夜、加班、牺牲休息换来的。
验收那天，天气很好。太阳从马伏山顶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教学楼的墙上，斑驳的墙皮似乎也亮堂了一些。
验收组的领导来了十几个人，有教育局的，有兄弟学校的，还有教办的。校长陪着他们，从校园到教室，从食堂到宿舍，从图书室到实验室。
我跟在后面，手里拿着笔记本，随时准备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