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众人又看向第二篇被贴上去的，也就是苏辙的文章。
苏辙的这篇策论虽然不如其兄苏轼文采飞扬，但也不失为中规中矩的应试好文，可以说是论据充分、引经据典，整体结构很完整，而文辞也同样不俗。
有了苏轼、苏辙兄弟珠玉在前，众人对于韩绛的评等标准，其实已经没什么争议了。
苏轼的文章确实好，但他也确实自己写嗨了现编典故。
对此，苏轼自己也马上就承认了。
而按照规矩，写的再好也不能给他甲等。
不然的话，以后写文章，大家全都是“沃兹基硕德”了，引经据典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是原则问题，韩绛肯定不能含糊。
后面林希和章惇的文章，果然也就是与苏辙文章的水平在伯仲之间，都是那种“很不错但不够完美”的应试文章。
而当章衡的文章被张贴出来，阁内外的目光瞬间聚焦其上。
到了这篇被评为“甲下”的文章，明显就比林希和章惇的水平要高出一筹了。
“赏所以劝善，非市恩也，续天地生养之机；刑所以惩恶，非立威也，补圣人教化之阙。故《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其旨非在宽猛，实乃体天心之不忍，尽人事之精微，此忠厚之本源也。”
章衡开篇便以精炼之语点破刑赏本质，将刑赏从简单的奖惩工具，提升至“续天地生机”、“补圣人教化”的宏大层面，赋予了其与天地造化、圣贤大道相呼应的神圣使命。
随后，更是开始延展。
他精准引用《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一句，并深刻点明其精髓不在于宽猛之辩，而在于“体天心之不忍，尽人事之精微”，此乃“忠厚之本源”。
此句便如同定海神针，牢牢锚定了“忠厚”的核心在于对天道的体察与对人事的极致用心，让文章变得立意正大且根基稳固。
“昔圣王制刑赏，必先存哀矜。禹见罪人下车泣问，非纵有罪，诚知饥寒迫身、教化未至者，皆君德之亏；成汤解三面之网，祝曰‘欲左左，欲右右’，开示生路，导人自新；周室盛时，囹圄空虚，非刑弛也，德风所被，民耻犯禁，此忠厚之化也。”
第二段，章衡以厚重的史实为砖石，层层构筑其论证的高塔。
从大禹见罪人而泣问、成汤解网示仁，到周室囹圄空虚，他勾勒出一幅圣王以仁心为本、教化先行，从而臻于“忠厚之化”的理想图景。
这些典故不仅佐证了其开篇论点，更生动展现了“忠厚”在实践中的崇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