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也早料到兄长会有此问，便将陆北顾的文章娓娓背来。
当念到“秦民见战如贾人遇市，闻鼓如佃农望秋“时，苏轼的脚步猛然一顿，眼中闪过一丝讶异。
可当苏辙继续念至“法无万世之利，制亦因时而变”时，苏轼说道。
“此言差矣！商君之法，刻薄寡恩，岂能与三代王道相比？秦虽强一时，终不免二世而亡，可见制度再精，若无仁义为根，终究是空中楼阁。”
“他倒也未说秦制尽善，只是论其利弊.”
“利弊？”苏轼转身，袖袍带起一阵风，“他既知‘戍卒叛而郡县散’，为何不提陈涉、吴广皆黔首？可见苛政猛于虎，纵有良制，亦需仁人施行。”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五代十国后遗症，总而言之，在这个时代的大宋士大夫群体中，是非常崇尚仁政王道的。
譬如苏轼那篇因自己编典故而出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其实全文讲的就是儒家仁政思想，苏轼主张刑赏应忠厚至极，以仁爱之心待民，文中引用尧舜、商汤等圣王典故也是为了论证“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即仁慈可超越常规，但道义不可逾越。
正因如此，此文才会深得主考官欧阳修赏识，被誉为“抉发王道仁政之要”。
可以说这种观点，也算是某种庙堂正确吧，虽然理想总是没错，但实际来讲更偏口号一些。
“此人文章虽奇，却未免太过推崇权术，少了些圣贤气象。”
苏辙见他如此，不由莞尔：“兄长这是起了争胜之心？”
苏轼忽然语塞。
苏辙了然，文人都有傲气，越有才华的文人傲气越厉害，他这位天纵英才的兄长，在心底当然不认为别人的文章能胜过自己。
不过，既然这篇《六国论》能入得他眼，甚至认真琢磨，其实已经说明所作极佳了。
“总而言之，等今年八月考完州试后，我得亲自去泸州一趟。”
苏辙看着兄长跃跃欲试的神情，不由失笑：“你这是要去吃荔枝，还是要去会陆北顾？”
“兼而有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