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0日，清晨。
石洼乡派出所狭小的院子里比往日喧闹了许多。
获救的劳工们挤在一起，穿着派出所民警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凑来的各式冬衣，虽然不合身，但总算抵住了些寒意。
他们脸上依旧带着茫然与疲惫，但那双曾彻底熄灭的眼睛里，已隐约有了微弱的光。
院子里开进一辆半旧的面包车，车门拉开，下来三四个人，穿着深色的棉服，手里拿着文件夹和表格。老郑赶紧迎上去，和领头一位中年干部握手。
“王主任，辛苦你们跑一趟。”
“郑所长，别客气，这是我们的工作。”王主任是县民政局安置科的干部，他环视了一圈院子里的人群，神色凝重，“人都在这里了？”
“大部分都在，有几个伤得重点的，还在乡卫生院处理伤口，下午就能过来登记。”老郑答道。
陈默也从办公室走出来，和王主任简单寒暄几句，介绍了基本情况。
王主任带来的工作人员很快在院子里支起两张从教室搬来的课桌，摆开登记名册。
“乡亲们，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老郑拿着电动喇叭维持秩序，“这是县里民政局的同志，来给大家登记，办手续，安排住的地方，都别急，慢慢说清楚。”
劳工们怯生生地排起长队，队伍移动得很慢。很多人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需要工作人员反复询问、确认籍贯地址、家庭成员。问到家在哪里。
有人能清楚说出某省某县某村，也有人眼神空洞，颠三倒四，只能说出个模糊的地名，甚至只记得“村口有棵大槐树”。
张强排在队伍中段，他换上了一件旧的军大衣，额头的伤疤依旧显眼。
登记到他时，他说清了老家河南的具体地址，工作人员记下，给了他一张盖了红印的纸条：“拿着这个，下午去乡中学那边，安排你们暂时住教室，发被褥。”
快到中午时，登记才完成大半。王主任擦擦额头的汗，对陈默和老郑说：“情况比想的复杂点。十八个人，有五个能说清老家地址，家属也联系上了。”
“另外七个只能说个大概方向，需要发函协查。还有六个……沟通困难，像那个二傻和石头，根本问不出东西。”
陈默点点头：“能送回家的尽快安排，说不清来源地的，暂时安置，慢慢核实。那六个智力有障碍的，恐怕得联系福利机构。”
“已经跟市福利院通过气了，他们答应先接收，慢慢帮他们找家。”王主任叹口气，“真是造孽……”
下午，乡中学两间闲置的教室被打扫出来，摆满了行军床和崭新的被褥。劳工们被暂时安置在这里，乡里还联系了食堂，提供简单的热饭热菜。
对于这些在煤窑里啃惯了冷硬窝头的人来说，一碗热乎乎的白菜炖粉条，已是难以想象的美味。
乡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也被请来，给每个人做初步的身体检查。
结果令人揪心：几乎人人带伤，鞭伤、擦伤、冻疮随处可见，不少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和呼吸道感染，还有两个疑似骨折，需要尽快送县医院拍片确诊。
张强检查完身体，坐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树枝发呆。
忽然，校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女人带着哭腔的呼喊：“强子！张强！你在哪儿啊？”
张强猛地抬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踉跄着站起来，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红棉袄、围着绿头巾、风尘仆仆的女人，正被一位民警领着，焦急地四处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