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所有田地收为官有，百姓想要种田，首先要去吴国官吏那里领一张『』券。
券上将全年租佃官田的亩数，与他需要纳税的情况汇总，写在一枚大木简上，刻『同』字后一剖为二，官民各执一半作为凭证。
等到秋收的时候，持前来纳税合『同』，你才能领取下一年耕种的『』券，没有这张券，你就是非法种地。
每一份券，或者说简上，详细写明农户姓名、所耕田亩位置、面积、土地性质是熟田还是旱地，以及该农户当年需要缴纳的租米、税钱、税布的具体数额。
听起来似乎井然有序。
但这正是最隐蔽最易剥削之处。
孙吴实行的是『二年常限田』制。
所谓常限田，就是官府规定每个农户必须耕种定额的田亩数十亩，这些额定的田亩，每年都会被官府重新划定为熟田或旱田。
熟田按高额税率征收。
旱田则按低税率或完全免税。
听起来依旧井然有序，一开始也确实骗得百姓去给他开荒种地。
但关键在于，熟田与旱田的划定并不依据当年的实际收成与天候，而是依据孙吴某一年的财政需要，任他们肆意定度。
就以江陵百姓刚刚接受这个制度那一年来说，吴国起初划定的熟田比例极低，仅为一成左右。
一个额定租种五十亩常限田的自耕农，只需为其中五亩熟田缴纳高额租税。
不过三石米及少量钱布，剩下的四十五亩旱地，总共只缴三石，甚至更少乃至一些地方都不需缴。
看起来像极了轻摇薄赋的仁政。
可政策刚刚实行不到两年，画风就骤然突变。
熟田的比例直接被官府提高到六成甚至更高。
同样是那个农户，同样的五十亩地，突然有三十亩变成了熟田，一年需要缴纳的租米，直接从六石暴增至三十多石。
非只如此。
吴国对钱、布的徵调，与每亩熟田、旱田挂钩，譬如熟田交百钱，旱田交十钱。
吴国这么一搞，相应要上交的钱布也会同比例暴涨。
百姓为了少缴每年百来钱的口赋算赋都能溺婴，如今一下就要多交几百上千钱，他们还能如何？
这就迫使百姓必须将土地收成或布匹拿到市场去换取钱币，无不受到奸商劣富压价盘剥，常有人一年收成甚至不够交税的。
而户籍的身份不同，税率不同，民重税，吏薄税，士不税，这使得吴国税制更加繁琐，给了基层官吏更多上下其手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