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粮草调动，这些事务由严中正等人去安排，王信最后过目和拍板。
魏照没有来节度府，而是去了巡抚衙门。
节度府和巡抚衙门是大同早就有的。
冯庸坐镇大同的时候，虽然也是节度使，但只是永兴节度使，权责上要低于大同巡抚。
后来冯庸落败，节度府空置了几年。
一直到王信担任大同节度使，这里才又被腾了出来，反倒是巡抚衙门沉沉浮浮，如今又迎来新的主人。
曾直负责节度府的主要事务，皱着眉头问道，“如何应对这位新御史？”
“公事公办。”
王信没有在意。
明初的时候哪里有什么贸易，放眼周边何处不是蒙古人的地盘？
连中国都被治理的如此凄惨，何况是周边。
西欧国家的所谓文艺复兴，实质上也是类似晋朝衣冠南渡的某种形式。
在黑暗降临的土地上，所有的文明都在毁灭，或者逃离世外桃源。
而在十四世纪的时候，主要文明之外的地区，反倒是贫瘠些的西欧，就算是这个时候的西欧，对比蒙古帝国的存在也算是一片“净土”。
有需求才有贸易！
那么明初的时候商税低，要反过来鼓励商业，所以连军粮都是通过商行来运转，还有解放工匠，对工匠的禁锢，相比较元朝，明朝有了质的进步。
冶铁业也向民间开放，带来铁产量的突飞猛进，有了后来明朝铁锅是出口拳头产品的行业基础。
到了这个时期，明代的商税依然收不上来，或者朝廷想要收商税却无法落实。
难道商人有权力拒绝朝廷？
真正拒绝的是官员。
商业是在官员们手里的，靠着手里的权力垄断。
一饮一啄自有天定。
大周承袭明制。
越是官商越是惧怕大同，同样的，大同的繁荣，乃至于税收靠的也是商业为主，包括个人税不也是建立在商业繁荣之上，人们有了丰厚的回报，才有缴个税的条件。
可偏偏这个商税，官府收不到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