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祖父曾是《中央日报》驻美特派员。
那是媒体被限制的年代，新闻稿都是千篇一律的「在这场外交战役中我们坚守阵地」。
这篇日记的内容，在当年如果发回台北，不仅发不出来，恐怕连他在眷村的家眷都会被警总喊去谈话。
在1970年12月30日这个改变人类历史的日子，他的祖父在日记里，记录了教授演讲后的真实心境。
那个时代过去后，这篇日记被翻出来重见天日。
因为此时的华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的缘故，按照联合国的要求，PRC的记者是不被允许进入联合国的。
第一批来自PRC的记者要等到1971年的11月11日抵达纽约。
他不知道的是，当时很多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被省略了，或者说，他祖父也不知道。
走廊很长，铺著厚重的羊毛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脚步声。
林燃推开会议厅的大门走了出来。
喧嚣被切断在身后。
空气里有烟味，是那种辛辣的、属于俄国纸烟的味道。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靠在窗边的墙上。
他手里夹著一支刚点燃的卡兹别克，窗外是纽约灰暗的天际线和漫天飞舞的雪花。
被莫斯科诊断为疯子的多勃雷宁此刻看起来非常清醒。
林燃停下脚步。
「精彩的演讲，教授，」多勃雷宁用俄语说道，他没有转身，依然看著窗外，「如果是你去演戏，好莱坞会为你颁发小金人。」
「如果没有你的配合，这出戏演不下去，」林燃走到他身边，用英语自然地回答道。
他不用掩饰，口音和V的截然不同。
但林燃需要用英语回答，而不是俄语。
因为这里是纽约，在这里用俄语，反而显得不恰当。
多勃雷宁转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烟盒，递给林燃。
「教授，这还是甘迺迪送我的，」多勃雷宁弹了弹烟盒盖子，「那时候我们谈的是飞弹，现在我们在谈论把飞弹对准谁。」
林燃没接烟，他只是看著多勃雷宁，他意识到，对方想要看他的手，挑选了一个他难以拒绝的礼物。
「你在第一委员会上放的那张照片，精度还是不够，」林燃说，「我知道你有更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