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唯一标准是经济可行性和回报率，而非意识形态。
这个机构将不可避免地赋予贵国在亚洲经济中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
通过合作与投资，它能建立起一套以亚洲为中心的经济标准和贸易网络，有效地对抗来自苏俄的政治经济影响，并弱化既有世界秩序对贵国的排斥。
它不仅是一座银行，它是一个经济共同体的主心骨，也是主权平等、共同发展的政治宣言。
这，才是我们为新亚洲所能提供的，最坚实、最具体、也是最不带政治附加条件的让步。」
「我们和我们的邻居，欢迎资金的流入，因为我们需要发展。
但我们不可能接受传统金融机构那一套贷前调查、风险评估以及贷后监督。
这些流程，在西方是惯例，但在我们的政治语境中，它们不是经济行为，而是对主权的侵犯，是对国家经济规划的干预，甚至会被视为越界活动。
我想我们无法允许一个由西方资金主导的机构，派驻人员深入我们的国有企业、审查我们的财政报告、甚至干预我们项目的决策过程。
这与我们坚持的经济独立性原则是水火不容的。」
基辛格对此心知肚明，他正是要利用华国作为发起国的身份，来解决这个意识形态层面的信任危机。
「你指出的正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这个机构为什么必须由我们双方合作才能实现的原因。」基辛格回应道。
「让socialism阵营的国家同意接受资金容易，因为发展是必须品。
但想让他们接受西方传统的基金贷前贷后调查，以及透明化的风险管理，几乎不可能。
因此，这个亚洲发展与投资银行的主导者，就不能是阿美莉卡，也不能是任何一个单一的西方国家。
它必须是一个混合体。
如果贵国能够作为这个机构的主要推动者和背书者，利用你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信誉和影响力，去设计一套新的、能够被接受的调查和审查标准，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该机构的运作，可以由贵国和部分中立的亚洲国家来执行，确保其程序符合亚洲的发展文化和主权要求。
而西方提供的，仅仅是纯粹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资本。
我们负责资本，您负责信任。
只有贵国，拥有跨越意识形态、领导这个机构的政治能力。
只有我们合作，才能为这个发展与投资银行提供双重背书。
既有西方资金的雄厚，又有亚洲自主权的保障。
这是任何其他大国，都无法提供的战略组合。」
显然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的最顶级高手，可不是仅仅只会扮演林燃的应声虫O
他在林燃的战略规划层面找到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说服燕京的那条路，推开了奠定合作基础的那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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