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题目，大家用六天时间解决它。
解决出来的共同获得奖牌。”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也就是IMO，1959年，第1届IMO于罗马尼亚举行，参赛国包括7个东欧国家。自此以来，除了1980年之外，IMO从未中断。
皮埃尔听说后，点头道：“好主意，不过这里面最大的难题就是找到合适的问题喂给学生。”
没错，在场大佬们认为举办这样竞赛最大的难题不是找人来参赛，更不是场地、经费之类的，这些靠哥廷根就能解决。
最难的是问题。
能够让大学生和博士生有可能在6天内解决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能太简单，太简单没有意义，大家都能拿奖牌。
太难也没意义，都做不出来。
需要足够合适。
这非常难，非常考验出题者的功力。
西格尔笑道：“这不正是它的意义所在吗？
你们想，数学重传承最大的原因不就是有传承的数学家，能够从前辈那获得足够合适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帮助他们成长吗？
但对于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来说，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只能靠公开的论文来找一些问题来做，因为他们的导师手里未必有足够多的积累。
而我们如果有哥廷根数学马拉松这样的方式，相当于由成熟的数学家，为年轻学生们提供一个合适的问题让他们去思考。
每一年的题目，都会是新人数学家最好的练手之作。
这比比赛胜负本身更有意义不是吗？”
来自普林斯顿的安德烈·威尔，来自剑桥的哈罗德·达文波特，来自巴黎高师的让·皮埃尔等等，一众数学大师都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么牛的比赛为什么要在哥廷根办？
普林斯顿、剑桥、巴黎高师，在当下不都比你哥廷根更牛啊？
“因为伦道夫，伦道夫在哥廷根开始这样史无前例的数学马拉松，才有了我们这个致敬伦道夫的数学马拉松的想法诞生。
更何况，哥廷根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足够的底蕴。”多伊林在这个问题上当仁不让。
别的能忍，要是数学马拉松不放在哥廷根，实在忍不了。
和他们想的一样，哥廷根数学马拉松在这个时空，成为了新人数学家进入数学界最好的证明。
这个比赛和IMO类似，属于邀请制。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主会场发表过公开演讲的数学家有一个推荐名额，能够推荐两位学生参加哥廷根数学马拉松。
最开始每年一届，后面哥廷根方面觉得压力太大，变成每两年一届。
后来，在哥廷根，提起马拉松，大家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哥廷根数学马拉松，而不是马拉松长跑。
奖杯的样式是一个年轻华人站在黑板前作沉思状，被人们戏称为教授衣钵，获奖就叫在哥廷根接过了教授衣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