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港地，《东方日报》上刊登了这一新闻。
名为《余切捐献内地稿酬：慈善第一人》。
作者是武侠小说家温瑞安，他直白道：“捐款一事，在文化界历来流行；港地这边文艺界人士捐款占总捐款约6%到9%，远远超过所持有财富比例，此乃华人社会的特色。”
“然而文化界人士虽然捐款，却害怕留下名字，更不愿亲力亲为，我把这称之为‘文人假清高’的怪现象！余切好就好在开了个好头，其他人也知道怎么做了。”
说到情深处，温瑞安甚至用一句“做慈善一定要懂慈善”来形容。
查良庸在自家豪宅看到这篇文章，心里也对余切服气起来。
他多少对大陆有些了解，个人慈善基金这种事情，只怕是余切以一己之力推动，他未必得到什么好处，如若出了什么差错，反而惹得一身骚。
这便是为什么文人捐款，向来不愿亲力亲为。
因为他们首先要求得“名”，有一个好的公众形象，慈善还是次要因素。
查良庸问自己老婆李乐怡：“当年我和余切电视辩论，虽然我辩不过他，其实心里面很不服气……现在看来，我还是错了。”
“你到底错在了哪里？”
李乐怡比查良庸小很多岁，看起来简直天真浪漫。
查良庸没什么防备，实话实说：“一个是九龙城寨一事，他看的比我深，港英政府迟来的拆迁补偿是小气候，其作为华人社会团结标杆是大气候。”
“还有呢？只有这几句话吗？”
“当然还有了。”查良庸道，“这个基金会的成立，说明他是真心关爱同胞。他不是一个虚伪文人，那种到处靠骂战来成名的俗人……他比李傲那种人强了太多。”
李乐怡一听就笑了：“原来你还是对余教授有意见，我以为你早就放下了。”
放下？
查良庸心头发苦：我生平丢了大脸，被人戳脊梁骨的事情不多，哪能说放下就放下？
他可是毁了我的政治前途！
自那之后，查良庸只晓得江湖之远，不晓得庙堂之高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人人都觉得他从政眼高手低，最好还是写他的小说去吧。查良庸自觉羞愧，早已辞去了港地委员一职。
下午，他的朋友杨振宁上门拜访，两人喝茶、下围棋。
查良庸问道：“你不是应该在讲学吗？怎会来特意找我？”
“我太久没见你了，特意来和你玩一阵子。”
不久后，杨振宁提出“我打算在《明报》上写篇文章，不知道你允不允许？”
“我早已经不再管理《明报》了，你无需来问我意见。”
“这次不一样！”杨振宁说。“我要写的文章，和余切有关系……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算是半个死对头了。我在你的地盘写他的文章，要问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