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清朝时就有学者发现不对劲，当时这些写了字的龟壳被作为药材磨成粉熬药，这个学者经过研究明白了，这些字是殷商时代的东西，之后散尽家财把所有他看得到的甲骨文全买了。
民国时期，郭莫若等文学家，开始把精力用在了破译甲骨文上——不光是为了个人学术成就，也是为了塑造民族共同体。
民国政府财政还是比较紧张的，一听说还有这种大用，仍然为此拨出了一笔钱。
中间因为战乱，研究停滞了。49年，上千个甲骨文的碎片被带去了宝岛，还有一部分被带去了日本，被带去日本的那一部分被追回来了，当时一些学者激动得拥抱起来。
它某种程度上，是“文字版本”的敦煌。
研究这个，比花钱购买圆明园被抢去的铜首有用多了。
每一代文学家都有人去搞甲骨文，这事儿在中国文坛甚至形成了某种惯例：即便是流沙河，即便是马识途，晚年了都想在甲骨文领域发挥余热。
余切对甲骨文一无所知，却可以发挥一些财力和影响力。
如此，在将来有一天甲骨文被全部破译出来时，人们想到这个“甲骨文传承脉络”，也会看到站在八十年代的余切对他们笑。
世界甲骨文大会召开的时间在二月份。恰好是中国新年后不久，余切到现在已准备打道回府。
这一年对他来说很重要，但余切一直没怎么休息。他打算回去后当一段时间的宅男了。
“巴老写的《随想录》用了八年，四十万字，现在还没结束。今年以来，我已经写出百万字，我明年要好好休息。”余切在镜头前说。
余切罕见的露出了疲态。
纪录片到现在已接近尾声。余切这话一出来，大家竟然有些不舍。
一个多月以来，摄制组们看到的新闻比过去几年都要多。余切经常请他们吃饭，张口闭口“同志”，也让人心生好感。
作为媒体人，中国记者在海外常常吃亏，口语不好，写的新闻也不容易进入西方版面。因此，各种名人的发言上宁可叫两三个美国记者，也不叫一个中国记者。
而这里却不是这样。
《地铁》是一部真正的超级畅销书，为它站台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它发布之后许多美国人来套近乎，就想知道余切怎么写出来的——这种二道消息也能卖出稿酬。
邵琦的孩子满一百天。余切听说后，特地挑了一本入选小学语文课本的《小鞋子》，签上名和祝语后，送给邵琦。
他记得摄制组每个人的名字。
大家知道，很难再碰到这样的作家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