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在中国受到很热烈的欢迎。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但舒尔茨受到的追捧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几年前。舒尔茨的同事也获得82年的诺奖，并且这一帮人在智利搞的“治愈经济的良方”在表面上确实显著。
智利这个国家的实际工资在下降，失业率攀升，但名义经济确实得到增长，通货膨胀也控制住了。
以毒攻毒好过啥用也没有。
余切受到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欢迎是有原因的。这几十年，文学在拉美世界大规模泛滥，“芝加哥弟子们”也在拉美世界泛滥。
这帮人四处出征，专门替人开药方。舒尔茨受邀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在这里，他却讲了几句真心话：
“我曾研究过鲁省的小农经济，和一般人认为的愚笨，粗糙不同；我发现这里的农民，已经把土地伺候得无以复加，就算是最厉害的农业专家，在相同条件下，也不能取得比农民高一些的产量……任何形式上的改变都不一定能取得更好效果。”
“于是，我意识到教育投资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人们不需要成为大师级人物，劳动和实践会促使他们在自己领域变成最专业的人，这方面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挖掘。”
“……”
中间，舒尔茨说了很多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接着话锋一转，就像是免责声明一样：
“但是，中国有句话，任何事情的认知，都要从实践中来。”
“我看到美国现在最流行的小说《地铁》，那也是那位作家，接触过印第安人，在波士顿旅居后，又结合了自己童年的记忆写出来的……在经过前几年的成功后，智利已经再次陷入到经济上的滞胀。”
“为什么？”
“因为疗效只是暂时的，使人们获得时间上的喘息，最终到底如何，还是要靠智利人去努力。”
当初访美的许多人都在台下。也包括余切。
余切总觉舒尔茨这人看了自己一眼。
难道是舒尔茨知道余切在写论文？
林一夫也觉得舒尔茨在看自己，作为一个“洋弟子”，又是关门弟子，林一夫被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是舒尔茨希望他“本土化芝加哥学派”的祝愿。
舒尔茨的话得到雷鸣般的掌声。
这个老头将搭建起学界的桥梁，促使更多的国内学者到美国访问和学习。
之后，舒尔茨在科研所指导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京城游山玩水。去年的7月份，意大利片子《末代皇帝》在中国进行实际拍摄，这片子筹备的很久，但拍摄时期大概为八个月。
如今已经到拍摄末尾。
在首都的外国人们自己有一个社交圈，新加入的舒尔茨在其中鼎鼎大名，受邀参加在华外国人的聚会，舒尔茨可以玩的很开心。
剧组频繁谈到一个叫余切的人。这次不是因为余切的小说了，而是因为一个叫尊龙的演员，长相和余切有些相似。
而且，这个外表柔弱，而内心十分刚毅，又向往母国的男演员一直以“中国作家有个余切”为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