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我？”
“老办法。”
当天深夜。
后海。
傅奇坐在大槐树下，面前摊着四十七页纸的手抄件。
不是打印的，是陈默亲手抄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日期，每一个合约代码，逐字逐句，一笔一画。
原件锁在纽约。手抄件由专人带到深圳，过关，到香港，再转飞京城。
张红旗坐在对面，拿着红笔，一页一页翻。
翻到第十二页，他停下来，在一个段落旁画了个圈。
“八月十四号，汇市总攻开始。八月十七号，股市跟进。中间隔了三天。”
傅奇看过来。
“这三天，就是他们的软肋。”
张红旗在纸上写下几个字：汇市先动，股市后动，中间有窗口。
“汇市打起来之后，金管局拉利率，股市自然跌。索罗斯的算盘是等利率拉到最高的时候，股市空头再加注。但问题在于——如果金管局这次不拉利率呢？”
傅奇眉头皱起来：“不拉利率，怎么守汇率？”
“用储备硬接。不动利率，直接用外汇储备在现货市场上买港币。利率不升，股市就不会被动下跌。空头在股市那边等着的刀，就落了个空。”
张红旗把红笔放下。
“然后反手在恒指期货上做多，把空头的仓位挤爆。”
傅奇盯着那四十七页手抄件，久久没有说话。
“红旗，这要花多少钱？”
“不知道。但京城说了，不设上限。”
凌晨三点。
傅奇带着一份张红旗手写的解析报告离开后海。
六页纸，没有信封，叠成方块，装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
他没坐飞机，没坐火车。
一辆不挂牌照的黑色轿车，从后海出发，穿过空荡荡的长安街，直奔西城。
四十分钟后，那六页纸到了李波书记的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