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好了，”顾从卿松了口气，“让乐团多练两遍，别到时候出岔子。还有，领导想在会谈后见一见当地的华人企业家，名单你们核实好了吗？”
“核实好了，都是正经做生意的，没什么问题，”参赞顿了顿，“就是有位老华侨，八十多了，说想给领导送面锦旗，上面绣着‘家国同心’，您看合适吗？”
顾从卿想了想：“合适，让他来。老华侨的心意，得收下。”
挂了电话，他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桌上的日历被红笔圈出了出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窗外，夕阳把办公楼的影子拉得很长，胡同里传来孩子们放学的嬉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顾主任，该去开最后的协调会了，”秘书小张在门口提醒，手里拿着文件夹，“各部门的人都到齐了。”
顾从卿站起身，理了理衬衫的领口，拿起桌上的出访预案——这厚厚的一叠纸，浸透着多少人的心血。他忽然想起刘春晓早上说的，小亮把他的出差包洗干净了，还在里面放了包茶叶，说是“在外面喝不惯洋咖啡，就喝点家里的茶”。
协调会上，各部门汇报着最后的准备情况，从安保到后勤，从翻译到礼宾，每个人的声音都带着点疲惫，却又透着股笃定。顾从卿听着，偶尔插一两句，都是关键处的提醒。散会时，他看了看表：“还有七天，大家再加把劲，等领导顺利回来，我请大伙吃炸酱面。”
离出访只剩三天，顾从卿的办公桌上堆着最后复核的文件，每一页都写满了批注。机要室刚送来驻当地使馆的加密函件，里面是更新后的会谈场地平面图，用红笔标出了紧急疏散路线，旁边还附着当地警方的安保承诺——这已经是第七版修改稿，连墙角的灭火器位置都精确标注在图上。
“顾主任，对方突然提出要增加一场大学演讲，”翻译组的老陈推门进来，手里捏着张传真纸，纸边被汗水浸得发皱，“时间定在会谈第二天下午三点，校方说想让领导跟学生互动，大概半小时。”
顾从卿接过传真，迅速扫了一遍：“互动环节的问题提纲呢？必须提前审核，不能有敏感内容。让使馆的同志立刻去校方沟通，把可能提到的问题列出来，最晚明早用电报发回来。”
“我已经让小李盯着了，”老陈抹了把汗，“就是演讲的翻译稿，您看要不要再调整下？之前侧重经贸合作，加了大学环节，是不是得添点教育交流的内容？”
顾从卿沉吟片刻，拿起笔在原稿上圈出一段：“把这里的‘企业合作’换成‘产学研结合’，再补充一句咱们高校和对方的联合实验室项目，数据我让科技司的人下午送过来。”他顿了顿，又叮嘱，“翻译时注意口语化，别太书面，学生听着亲切。”
正说着，后勤组的老张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手里举着个金属检测仪器：“顾主任，您让查的代表团行李安检流程，我们跟机场那边对过了，这是他们用的同款检测仪，灵敏度调好了，不会误报领导那支钢笔——上次出国，就因为钢笔里有金属配件，差点耽误了登机。”
顾从卿接过检测仪，试了试开关，指示灯亮起稳定的绿光：“让安检人员提前熟悉下领导常用的物品，那支派克钢笔是建国初期的老物件，领导带了二十多年，别到时候闹出误会。”他记得那钢笔的笔帽上刻着细小的花纹，是当年一位老华侨送的，意义非凡。
中午，食堂送来的盒饭还没动，总机又转接来外交部的电话，是礼宾司司长亲自打来的：“从卿，对方总统的夫人想在晚宴后搞个小型茶会，只请领导和几位随行人员，说是想聊聊文化交流。”
“茶会的名单确定了吗？”顾从卿立刻追问，“人数不能超过八人，必须是核心随行人员。另外，茶点要避开乳制品和坚果，领导对杏仁过敏，这事得跟对方礼宾官反复强调。”
“我已经让小赵去对接了，”司长在那头笑，“你这心思比针尖还细。对了，送对方的国礼，最后定了那套青花瓷？我听说你让人重新包装了？”
“原来的锦盒太花哨，”顾从卿解释，“换了暗纹的蓝布盒，低调些，符合领导的风格。盒底垫了防震棉，长途运输不容易碎——文物局的老师傅特意过来教的打包，说这手艺还是当年送展用的老法子。”
挂了电话，他拿起桌上的国礼清单，上面列着青花瓷茶具、丝绸画册，还有一套精装的《论语》译本——这些都是前前后后筛了十几次才定下来的，既体现文化特色，又不张扬。
下午，科技司送来了联合实验室的最新数据，顾从卿让老陈加到演讲稿里，又核对了一遍数字：“这个‘合作发表论文137篇’，再跟科技部的数据库对一遍，别记错了——上次有个代表团就因为多报了两篇，被对方学者当场指出，挺被动的。”
老陈连连点头，抱着稿子去修改，路过门口时差点撞上送气象报告的同志。“顾主任，出访那几天当地有小雨，”对方递过一份打印的天气预报，“气温在15到20度，我标了每天的穿衣建议，领导有风湿，得提醒他带件防风的外套。”
顾从卿把天气预报钉在日程表旁边，又在备注栏写了“备护膝”三个字——领导的膝盖在抗美援朝时受过伤，阴雨天容易疼，这细节他记在小本子上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