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在大夏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
回国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
而蜀郡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
据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
张骞的推断，从大的方位来看是正确的，但距离远近的估计则与实际情况不合。
当然，在近二千年前张骞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
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命张骞去蜀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的“乃复事西南夷“。
自远古以来，中国西南部，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统称为“西南夷“。
战国末年楚国将军庄蹻因战争失败后路被断，率领二十万入滇立国。
立国后，成为滇王的庄蹻担心被楚国和秦国追杀，便损毁堵塞了自己入滇的所有路线，让西南和华夏重新阻隔。
汉朝建立后，几任皇帝要么忙着征讨诸侯王要么忙着和功臣集团争权夺利，自然没时间去理会开拓西南的事情。
直到雄心勃勃的刘彻上位后，才对西南投注去了视线。
继位后的刘彻曾先后遣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派出使者前往邛都。
在汉朝使者的努力下，榨、冉琥两地几十个大小部落选择内附汉朝，让汉朝在西南的疆域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展。
但好景不长，刘彻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