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一句，便给苏聪吸引到了。
他确认一眼。
嗯，《当代》！
他对《当代》有刻板印象，觉得这部刊物发表的，更多是些英雄事迹、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
苏聪还听一个作家朋友和他聊过，说以前他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当然了理论家们、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
那时候这个作家在《当代》和《当代》的主编秦兆阳谈过，因为他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秦兆阳就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
“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
那位作家说，自己动笔时就不知道，所以一直到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
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
他当时说的话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而那位作家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似乎明白了点儿，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
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
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就只能自己编了。
所以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
这桩事是苏聪记忆里的一个笑谈，一次茶余饭后聊天听来的趣事。
当时作家的口吻带着点儿讽刺的意味，对秦兆阳的评价也不算太高。
苏聪不是作家。
这事儿听听就过去了。
可这也无形中组成了他对《当代》刻板印象的一部分：
都是些“光明和希望”的小说。
而从封面上这句话看来，这回的《当代》，似乎很不一般！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这话，既不光明，也不希望。
带着几分好奇，苏聪翻开这一册《当代》，这才发现这册《当代》竟然只发表了一篇小说，还是一位熟人的小说：
江弦。
在剧组里，苏聪也见过江弦几次，为了作曲顺利，还和他聊过一些剧情上的内容。
没想到一眨眼，就在《当代》上读到了他的小说，还是这么隆重的一期专号。
这位作家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比他想象的还要高出许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