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主》所掀起的这一阵讨论热潮还在继续。
《中国文学报》、《文学艺术》编辑部以及评论学会这几家组织，还联合召开了“顽主”小说研讨会。
关于《顽主》的争论一下子就成了文学界最重要的事情。
后世一首歌火了，往往乐评人要热闹一阵儿。
这年头也是这样，一篇小说火成这样，但凡是个文学评论家都必须掺和进来，不管是骂还是捧，不管是蹭热度还是怎么着，总得掺和一脚，谁让他们这个职业就是干这个的。
对《顽主》的评论越来越多，批评和赞扬总体上五五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双方论者之间，明显地存在一条年龄的分界线，批评的大多年长，赞扬的大多年轻。
老一辈虽然保守，但骂的也确实够狠，毕竟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精通斗争工作，其中数刘聃骂的最严重，直接扣帽子，说江弦的小说反人道主义、反现代化。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青报上发表了一篇江弦的回应：
诸位读者、文学界同仁，当《顽主》最初在《当代》杂志发表时，我未曾预料它会掀起如此波澜。
但最近，阅读了刘聃同志的一篇文章，我没想到，一篇描写几个普通青年生活状态的小说，竟然会被刘聃同志冠以“反人道主义、反现代化“这样沉重的罪名。
既然批评已从文学范畴上升到价值判断，我想有必要作些澄清。
接着，江弦发了一些小说原段。
刘聃同志批评的核心，在于他认为《顽主》中的人物“缺乏崇高理想““沉溺于低级趣味“，因而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
解释清楚这些，江弦就开始骂了：
这种论断让我不禁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些拿着锤子的人，对他们而言，世界上的一切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
什么是人道主义？
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难道必须通过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才能体现？
那么那些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的普通青年，他们的迷惘、挣扎与小小的反抗，就不值得被书写？
刘聃同志所推崇的“人道主义“，究竟是活生生的人性呈现，还是仅仅只是某种被意识形态过滤后的标本？
我承认，《顽主》中的主人公们或许不够“崇高“，但他们真实地存在着。他们用调侃消解生活的荒诞，用玩世不恭掩饰内心的脆弱。
而这一点，正是一代年轻人人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时普遍的心理状态。
如果文学连这种真实都不敢正视，还谈何“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