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学毕业后，为了纪念大学时代，我们五位同在长春上大学的诗友“苏历铭、包临轩、李梦、黄云鹤和我”策划和私自出版发行了第一本前铅印诗集《北方没有上帝》。后因所谓非法出版和自由化被封禁，我个人的职场生涯发生逆转，甚至影响了我一声的命运和轨迹。
特节选我2014年与苏历铭做的《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话》的相关章节辅以交待一一
《北方没有上帝》诗集的来龙去脉
苏：其实我们大学毕业前，我们开始商量长春的几位大学生诗人共同出一本诗集的事。记得1985年春节前，你从牡丹江乘坐八个小时的慢行绿皮火车来佳木斯，一起非常严肃地商议这本诗集应该怎么去编，一晃快三十年了。当时我们为这本诗歌合集商量出好几个名字，可是最后你操刀时为什么舍弃备选的书名，自作主张地把这本诗集命名为《北方没有上帝》呢？后来《北方没有上帝》出事了，被审查的时候我们单位负责的老太太专门质问我说，北方没有上帝，难道南方就有上帝吗！当然她完全是从非文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但你突兀地用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那些诗是不匹配的。
朱：作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来说，我也是满怀一腔热情，觉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骨子里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当然也包括理想主义，这种冲突的本身成为我叛逆的理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商银行，整个组织体系等级森严，感觉与预想的反差特别大，特别失望，叛逆感就更强了。正好要出这本诗歌合集，我就把这种反叛和愤怒的情绪移植到这本诗集的名字上了。实际上就是说，这本诗集的这个名字呢，和整本诗集的内容是脱节的。
苏：实际上你是用这个书名来表达你个人内心的反叛意识，我在想，这本诗集在当时整个中国大学生诗人群体中是比较早的一本合集，很多同一时期写诗的诗人都记得这个诗集，实际上其中的诗歌作品是很不成熟的，然而我想说的是，这本诗集使你遭受到超出想象的打击和挫折，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朱：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没想到一本诗集能引起有关方面这么大的关注；第二个就是有关领导说我不适合待在省行工作了，让我回原籍。我当时感觉就是蒙了，没想到一本诗集能惹这么大的祸，同时也产生了彻底的反叛情绪，觉得社会跟自己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
苏：在那个年代，实际上因为诗歌写作和诗集出版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诗人并不少，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你又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人，这件事应该是影响了你的前半生，否则坐在我对面的你可能就是一个金融精英或者是一个贪腐分子。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你回到了原籍牡丹江，那个时候想没想过从此不再写诗？
朱：没有，那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干了！因为有个深圳特区，觉得那里是一个改革开放实验区，去深圳，而且确实去了深圳，并且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结果因为当时国家有政策，不能接收像黑龙江省这样边疆省份的所谓人才。我父亲也劝我，牡丹江整个金融系统只有你这么一个金融本科大学毕业生，好好工作吧，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当时牡丹江工商银行的领导，是我爸很好的朋友，有点像咱们这样的关系。既然深圳去不成了，洗心革面，好好工作，结果在银行很卖力地工作了两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个信息，说省行在我的档案里明确写道此人不可重用，这把我心里一丁点儿的希望彻底破灭。
2005年，为了纪念大学与诗歌，毕业于黑吉辽大学的1963年的7位诗友李占刚、苏历铭、杨川庆、杨锦、潘洗尘、许宝健和朱凌波出版了诗歌合集《东北1963》。
为此《财经时报》记者吴小曼曾发表访谈录《诗歌与商业的暧昧》
发布时间：2005-05-02
当诗歌从公众话语逐渐退隐到私人角落时，作为80年代最喧嚣的诗人群落，也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作为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诗人依然被谈论着，但不是作为财富的主角或者社会的精英，而只是作为对一个逝去年代的美好记忆在被祭奠着，多少有些让人悲哀。
于是有人提出，“在当下的生活中，诗人怎么办？”这看似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关的问题，它实际上在印证着当财富经济成为主流、无厘头大行其道时，传统写意的生活方式在被彻底颠覆。
那么，作为诗人的个体命运又将如何？他们不再继续从事与诗歌有关的工作，默默抵制着物质的清贫，但灵魂已经难以飞翔，因为外部已没有给他们提供空间。而另一部分人则合流到商业生活中，并成为企业家、个体老板和国家的公务员，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种精神与物质世界的交锋注定让他们的生活比单纯的商人生活更加复杂。
《东北1963》的作者正是后一种情形的代表，李占刚、苏历铭、朱凌波、杨锦、许宝健、潘洗尘、杨川庆，他们都是80年代著名的先锋诗人，参与过各种诗歌风潮。到了90年代，他们中的几人要么选择了出国留学，然后回国经商，或者从事投资、地产、教育、传媒，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诗歌更多地变成为他们联系友谊的纽带，或者一种思维方式。
朱凌波：诗歌从外在形式退隐到灵魂
无论是亲身经历过八十年代初期校园诗歌浪潮和八十年代中叶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当事者，还是未经历的当代诗歌界和媒体，好像都格外怀念那个时期。仿佛本世纪的诗歌已经衰微，从前的诗人们已经堕落，甚至在探讨诗歌与商业的关系。
虽然我已投身商界十五载，写诗很少尤其与诗坛几无关系。但诗歌并未消失，它依然像一束幽蓝的火焰，照亮我日益平静的灵魂。而我的私人密友几乎都与诗歌有着若有若无的关系。
我认为当年和今天一样，我们可以说一直对诗歌有一种严重的误解。以为八十年代的喧嚣和功利才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和荣耀。严正地说，虽然那是美好而激情的，但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另一种形式的随波逐流!是与诗歌的本质相背的，因为诗歌的终极价值无疑是个人的、自由的和精神的。与任何一种外在的形式和集体主义无关。
诗歌之所以在那个年代遍地开花、汹涌澎湃，一是工具单调和物质匮乏的原因。所谓工具即人们表达精神活动的方式，语言或者说诗歌成了最直接最简洁的手段，正如勇士与匕首;而物质的匮乏恰恰造就了诗歌的繁荣，犹如沙漠之与仙人掌。二是生命力的迸发和青春的泛滥。工具单调和物质匮乏，再加上情感和性的压制，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终于不可遏止地酿成了一场中国式的诗歌汪洋......
准确地说，相对于八十年代诗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那是一个时代的张扬和人群的飘带，而今天的诗歌则完全是灵魂的祈祷和隐秘的歌唱。
2020.6.9.《东北1963》诗歌合集的5位老兔子在京诗友难得齐聚，无论从政经商、抑或成败生死，只有诗歌之光穿越并照亮漫长而短暂的人生和友情，温暖而珍贵……
2019年9月4日《光年》网络诗刋创刊说明
自1980年代至今，当年长春求学的一些60后诗人因其特有的诗学与美学传统及取得的诗歌成就，使他们始终站在中国当代诗坛的显著位置。
四十年，沧海桑田，他们对诗歌的执著没有变；诗刊形式从手刻油印到公众号，他们钟爱的汉语诗歌内核依旧是赤子之心。
为了持续呈现这些八十年代活跃在长春，至今仍然在全国诗坛产生影响的诗人的创作和动态，拟以公众号形式，创办同人诗刊《光年》，定期出刊。
“吾心即宇宙”。内心的诗意之光与天文学的光年并无不同，且内涵更加丰富，诗人的尊严更加令人敬畏。这也是以“光年”命名这一刊物的缘由。
诗刊为半月刋，将以发表诗歌作品为主，兼有评论、翻译、动态，档案、雅集等。
发起人：任白，刘晓峰，包临轩，李占刚，苏历铭，朱凌波
主编：李占刚
《光年》拟于2019年10月10日创刊。
《光年》诗刋编辑部
《光年》出版一年25期后于2020年新冠横空降临后停刊。我在纪念特辑上写下如此预言和咒语一一
光年是永恒，光年更是瞬间；
2020年是光，刺破了亿万年的黑暗。我们在这巨大的洞穴中，发现了一线缝隙，透过她，重现天堂......
在高峰和深渊之间，我们领略了风的尖锐和呼啸；更体会了石的沉重和缄默。
命运的翅膀刮过森林，又一次折断了飞翔的幻想；像死神吸干了湖水，呼吸变得急促而痛红。
下坠疯狂地下坠，恐惧窒息了天空；
祈祷未来诅咒过去，现实忍无可忍，
度日如年！
占刚兄对我这一年的诗作做了盖棺定论式的点评：朱凌波的诗，正统传承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性抒情传统，以灵性与古典、神秘个体体验相交融的急促歌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个体生命的神秘性、悲剧性体验。2020，他的代表作是《端午祭》。
《北方没有上帝》、《东北1963》和《光年》的跨世纪持续推出，一是说明东北诗人的校园情结和地域情怀；二是表现了友情大于诗歌的精神，与诗的风格和高低无关。三也显示了东北诗人流派性和先锋性的缺失。正如我在与苏历铭的对话中所讲：
“朱：对待诗人，我有三种划分方式，一种是因为诗成了一生的朋友，对人和对诗歌都认同；一种是对诗认同，对人不认同；还有一种就是诗歌和人都不认同。
苏：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来划分，还有第四种，就是对人认同，对诗不认同。
朱：同意。因为诗结识了一生的朋友，包括你、徐敬亚、孟浪、包临轩、宋词等等，这些人成了一生的兄弟。我认为这些人对我的精神影响，诗歌已经远远小于友情的价值，友情比诗歌的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