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4年，这个小小的刻痕，竟然还在。
林砚的眼眶瞬间就热了。
她蹲下身，指尖轻轻拂过那个小小的“砚”字，铁锈落在她的指尖，像父亲当年，轻轻刮了刮她的鼻子。
原来，这片土地，从来没有忘记过她。
原来，那些她以为已经被时光掩埋的记忆，一直都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等着她回来。
那天下午，林砚带着团队，走完了整个厂区，从金工车间到装配车间，从热处理厂到物资仓库，从子弟学校到大礼堂，每一栋楼，每一个房间，她都走了一遍。她让设计师把每一棵有年头的树都标出来，把每一处有历史价值的墙面、构件都记录下来，甚至连当年厂里刷在墙上的标语，她都让设计师原样保留。
“林总，这些标语都掉漆了，大部分都看不清了，保留下来，会不会影响后期的商业效果？”小李忍不住问。
“不会。”林砚看着墙上那句已经斑驳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轻声说，“这些，才是这个项目的灵魂。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这里改成一个和别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商业体，是要让来这里的人，都能看到，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
走完厂区，天已经黑了。小满抱着厚厚的记录册，累得腿都软了，看着林砚依然挺直的背影，忍不住在心里感叹：难怪林总能坐到这个位置，光是这份较真的劲头，就没几个人能比。
“林总，我们现在回酒店吗？您都走了一天了，该休息了。”小满上前说。
林砚摇了摇头，目光越过厂区的围墙，落在后面的家属院。那里亮着稀稀拉拉的灯，像黑夜里散落的星星。
“不回。”林砚说，“去家属院走走。”
家属院和厂区只隔了一道围墙，有一个小小的侧门，早就坏了，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过去。林砚带着小满，从侧门走了进去。
家属院都是6层的红砖楼，是70年代建的职工楼，当年能住进这里，是全厂人都羡慕的事。可现在，楼体已经破败不堪，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下水管道经常堵，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拉得到处都是。
晚上的家属院很安静，只有楼下的小卖部亮着灯，几个老人坐在小马扎上，摇着蒲扇聊天，声音不大，在空旷的院子里传得很远。
林砚沿着小路往前走，脚步放得很轻。
3号楼2单元101室，是她曾经的家。
她走到那栋楼下，停下了脚步。一楼的小院，院墙已经塌了一半，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是她出生那年，父亲亲手种的。现在，石榴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枝繁叶茂，只是没人打理，枝条乱长，上面还挂着几个去年的干石榴，在风里晃来晃去。
家里的窗户，用木板钉死了。父亲去世后，她跟着母亲去了外婆家，这套房子，就一直空着，空了15年。
林砚站在楼下，看着那扇钉死的窗户，像看着自己被封存的年少时光。
她想起小时候，每年秋天，石榴熟了，父亲就会搬着梯子，爬到树上摘石榴，她站在树下，仰着头喊，让父亲摘最红的那个。母亲就在厨房里，熬着石榴糖水，甜丝丝的味道，飘得满院子都是。
那时候的日子，很穷，却很暖。厂里的效益好，父亲的工资不低，邻里之间，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端一碗给邻居，谁家有事，全楼的人都会过来帮忙。她和院子里的小朋友，每天在厂区里疯跑，在大礼堂里捉迷藏，在澡堂门口的台阶上跳皮筋，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以为红光厂会永远红火下去，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
直到90年代末，国企改制的浪潮席卷而来，红光厂的订单越来越少，效益一天不如一天，开始拖欠工资，然后是裁员，下岗。一夜之间，那些曾经以厂为家的工人，丢了饭碗，整个家属院，都笼罩在绝望的阴霾里。
父亲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本来不在下岗名单里，可他看着自己带出来的徒弟，家里有生病的老人和上学的孩子，主动把名额让了出去，自己办了内退。可他放不下厂子，每天还是会跑到车间里，看着那些停转的机床，一坐就是一天。
长期的抑郁和劳累，拖垮了他的身体。46岁那年，他突发心梗，倒在了车间的机床前，再也没有起来。
父亲出殡那天，全家属院的工人都来了，站满了整条路。他们都是红光厂的工人，一辈子靠着厂子活，厂子倒了，他们的天，也塌了。
林砚的指尖，传来一阵刺痛。她回过神，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已经掐出了红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