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有丁险些两眼一花，皇太子往日记诵都难，今日怎么还思考上了？
这问题他能答，却不可以答。
他只能言辞含糊敷衍一番：“殿下，臣诠才末学，浅尝答殿下问。”
“君之不义，乃是上背于天，下虐于民，道之弃也。”
“但殿下仁孝至善，心怀苍生，又有众正盈朝，乃有大兴之相，岂会重演不虞之事？”
朱翊钧不由向高仪投向征询的目光。
高仪本是老神在在，事不关己，但此时迎上这道目光，却也不得不答话。
他站起身斟酌了一下，答道：“殿下，日讲课业繁多，时日有限，不妨先诵记下来，等到开经筵时，再听诸学士剖析经典。”
日讲就算了，经筵就至少得高拱或者张居正出面了，届时他高仪是不想干这活计了。
朱翊钧哦了一声，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
余有丁擦了擦额头冷汗，归了班列。
后面几位讲官陆续出列进讲，内容上都大同小异，朱翊钧也真没再发问。
他面上装作认真听讲，心中则回想着，他提起高拱时高仪方才的反应，再度排除了是高拱授意警告他的可能。
那就只剩张居正了！
他尝试揣度张居正的心思与态度。
朱翊钧知道，张居正不能说是一个政客，应该说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必然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而服务。
那么，张居正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是要匡扶社稷，中兴国邦，让大明再次伟大。
即便这位十五岁中举，二十三岁高中进士的神童天才，有着超乎常人的城府与内敛，却也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政治理念。
嘉靖二十八年，刚入官场的张居正便阐明了自己心志，一道《论时政疏》直达天听。
列举了他认为大明朝最迫切的问题，涉及宗室贵族、吏治选拔、官场风气、地方军备与财政危机。
可惜的是，这道奏疏对彼时的朝局而言，有些曲高和寡。
嘉靖皇帝一心寻仙问道，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兴趣，内阁斗争激烈，根本无暇他顾。
加之他人微言轻，这封奏疏自然毫不意外地石沉大海。
从此之后他便闭口不言，除了给嘉靖皇帝写写贺表之外，再未上疏点评过时局。
即便心中苦闷，也至多写文章的时候感慨一句“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