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山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
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周恒祥。
从周恒祥在会上的表态来看，他对综治办检查组的重视程度已经提到了最高级别。
这说明他意识到这次检查存在风险。
但李仕山同时清楚，自己现在手里没有证据。
章端调阅卷宗，这个行为本身没有问题。
综合一处派人去信访局调材料，走的是正常借阅程序，调的是已归档的旧卷宗，从程序上讲，挑不出任何毛病。
他总不能跑到周恒祥面前说“省长，薛震可能在综治办检查组来的时候搞事，因为综合一处调了五年前的卷宗。”
这不叫举报，这叫疑神疑鬼。
周恒祥也许会重视，也许会让他继续跟进，但更大的可能是在心里给自己打一个“不成熟”的标签。
所谓抓贼抓赃，没有证据，说什么都是空的。
思想向后，李仕山最后有了答案。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告诉周恒祥。
作为一个下属，跑到领导面前只说问题不给方案，那是把难题往上推。
领导要你干什么？
领导要的是你替他分忧，不是替他添堵。
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个。
更重要的是，在官场上，有些事情领导事前知道和事后知道，性质完全不同。
如果他现在去告诉周恒祥，薛震要在检查组暗访期间翻出一桩五年前的旧案，矛头对准的是你当年签过的批示。
提前进行布置，如果薛震没有按照自己预想那么做。
那自己没法交代，或者说自己在周恒祥心中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如果薛震真的这么做了。
可事后，被人说成“周恒祥设局打击薛震”呢？
一个即将接任省委书记的人，在人事变动的敏感期主动挑起内斗，这个名声传到上面可不好听。
反过来，如果自己不说，任由事情发展。
真的出了大事。
自己就是知情不报，更被动。
不管怎么做，周恒祥都会被拖进这个局里，从置身事外变成身处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