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处长，三杯酒下肚后拍着桌子抱怨手底下的科长不懂事，“逢年过节连个表示都没有，还想提副处”。
有一个做工程的老板，喝红了脸之后拉着苏牧的袖子炫耀自己拿地的诀窍。
“竞拍之前，我就把另外几家都搞定了，有给钱的，有吓唬的，还有一家，他儿子不是在国外读书吗，我就找人递了句话，他第二天就退了”。
还有一个从省厅退下来转企业的老干部，酒过三巡之后感慨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啊，手段比我们当年狠多了，我们当年顶多是送两条烟，现在的人，能把对手往死里整，整完了还能让人家感谢他”。
每次听完这些话，沈峰回到家都会把笔记本翻开，将当晚有价值的对话一条一条地记下来。
他用不同颜色的笔画线、标注、写批注。
红色的是涉及权力的交易，蓝色的是涉及金钱的利益输送，黑色的是纯粹的、不加掩饰的恶意。
他的笔记本越写越厚，被他翻了无数遍。
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职位、关系和交易，像一张越织越密的蛛网，每一个名字都在网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这张网里，他渐渐拼凑出了郑准后来的完整故事。
不是苏牧告诉他的，是他从不同人的只言片语里自己拼出来的。
有一次老陶和人在办公室里闲聊，说闸北那边有个姓郑的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被催债的人堵在出租屋里三天不敢出门。
后来不知怎么就把自己女儿骗去KTV上班，拿了女儿的预支工资去赌，想一把翻回来，结果一夜又输了个精光。
沈峰坐在隔间里，把这段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笔记本上，写完之后看着自己写下的那几行字，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晚在KTV里，诗诗坐在他旁边，两只手揪着裙摆，声音低低地说“我妈生病了，我实在没办法”。
他现在知道是谁让她“没办法”了。
不是命运，不是生活，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是她的亲生父亲。
他把笔记本合上，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看了很久。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他居然还在纠结要不要把仇恨延伸到仇人的家人身上，而他的仇人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骨肉当成了最后一件抵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