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朗翻到下一页，李仕山继续往下看。
“成立集团后，事情变了。”
“先是一个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说他们单位有个职工的家属，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想安排到我们厂里。”
“我想着，帮一把是一把，就安排了。”
“然后是另一个部门的领导，也是类似的理由，我也安排了。”、
“再然后，是开发区的、市里的，各个部门的。有时候是电话，有时候是饭局上随口一提，有时候是人直接带过来。”
“他们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赵董，帮个忙。我能说不吗？”
“审查、贷款、项目，可都在他们手里。”
“每年光这种‘安排’就有二十多人，一直到现在，有一百多人。”
“这些人的工资、社保、福利，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人基本上能用的太少。我怎么办？只能忍着。”
李仕山看到此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种事他听过，看过，也做过。
前世自己到市委工作后，也帮朋友或者老家的亲戚介绍工作。
那个时候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电话或者一顿饭的事情，顺水人情。
只是没想到，这样的顺水人情会给企业带来如此大的负担。
“不光是安排人，还有各种捐款、赞助、慰问。”
“环保局说要更新设备，让我们赞助三十万。”
“教育局说学校缺电脑，让我们捐五十万。”
“民政局说年底慰问困难群众，让我们出二十万。”
“连街道办搞个文艺汇演，都要来找我们要赞助。”
“一年下来，各种摊派不知几何。说是‘自愿’，可谁敢不‘自愿’？”
李仕山手指摩挲了一下，他脑海里浮现了画面。
赵国栋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摞“邀请函”、“倡议书”、“感谢信”。
红色的抬头，烫金的字，盖着公章，一个比一个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