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看了彭树德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理线。
“同志，寄信。”彭树德把牛皮纸信封放在柜台上，抬起笔写了地址和收件人。
妇女拿过去看了看地址：“东原市委统战部……寄给这个叫易满达的？”
“对。”
“平信？”
“不，着急，走挂号信。”
妇女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些疑惑，但没说什么。她拿出邮戳，蘸了印泥，在信封上盖了个章。
她又拿出一张邮票，是八十分的万里长城。她蘸了点糨糊，把邮票贴在信封右上角，用手掌压了压。
“明天能到。”她说。
“今天，今天能不能到？”
这女同志抬起屁股，隔着玻璃看到了彭树德开着的汽车，就道：“今天？能到，你自己有车，半个小时就到了，何必让我们送啊？”
彭树德不想和这个妇女一般见识，就没接话，只默默接过盖好邮戳的信封，然后投到了大厅里的邮筒里。信封十分丝滑的花落了进去，彭树德转身推门而出。
走出邮局，寒风扑面而来。
彭树德打了个寒颤，把大衣领子竖起来。他刚关上车门，大哥大又响了。
他忙从包里掏出电话，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几秒，按了挂断。
这次必然是许红梅了。
可电话又响了。一遍，两遍，三遍。
彭树德终于接起来。
“彭树德，你人去哪了？”
“我在县里开会！”
“开会？你眼里当我是什么人？”
许红梅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哭腔，又带着怒气，“你眼里没有我，难道还没有孩子吗？是你说的，孩子不要了。”
彭树德靠在车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有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车走过，车上的糖葫芦红艳艳的，在灰蒙蒙的冬天里格外醒目。
“我要孩子你能留下来吗？”他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他能听见背景音，是医院特有的嘈杂声，脚步声、说话声、推车滚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