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李业感慨万千，比起什么战斗力，这其实才是他更在乎的事情。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算是，李业这个新兴势力崛起后，带动的社会阶层变化。
这些在战争中取得利益、财产，并且成家立业的军士，将在未来，成为李业所建立的政权中，中小地主阶级的主力。
这一点，有些类似于太平天国战争后，湖南、安徽涌现出的一大批湘军、淮军地主阶层。
作为一个接受了良好政治教育的后世人，李业也不难看到这一点，并且积极推动。
因为他知道，从宏观的历史进程而言，晚唐五代，便是一个世家门阀的大贵族体系解体，权力下落至中小地主、寒门、士人阶层的过程。
到了宋明，士人阶层直接主导了社会政治经济体制。
这个历史进程，毫无疑问是进步的。至少对于隋唐时代，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而李业所面对的时代难题，则是另一个问题，也是他将之视为自己的使命。
即在这个历史阶段里，如何减轻民族阵痛带来的损失。
以及如何引导即将诞生的，全新的中国社会主宰者——寒门士人阶层，的内部组成。
因为按照原本的历史，两宋所形成的文官士大夫阶层，不能说不进步（官僚政治是相当进步的制度，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产物，中国在这一点相较于欧洲是早熟的），但的确是不协调。
因为五代时期骄横跋扈的牙兵们，事实上也是一种“寒门地主阶层”、“武士政治”。
两宋的有识之士们，基于一百多年的内耗与阵痛，选择彻底让整个武士集团靠边站。
都说宋代“重文轻武”，但那是政治上，其实在经济上，宋代反而是“重武轻文”。
因为手持刀刃的武士阶层，在政权上靠边站后，就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经济利益来收买，不得不维持数量夸张，效率奇低的募兵集团。
李业不希望走这样的道路。
所以，他想从一开始，就有所改变。
他既不希望，自己麾下的武装集团，如以前和现在的藩镇牙兵那样，以一种秩序破坏者存在，最后把国家引向不归路。
也不希望在完成统一大业以后，就彻底将之抛弃，在政治上靠边站，成为统治集团以经济利益收买的临时雇佣兵。
而是将这个时代，正在蓬勃展露的两股新兴力量，士人阶层不分文武的统合在一起。
即完成武士阶层的官僚化，让他们和同样崛起的士人集团一样，成为官僚政治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