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文件合上，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原则同意。请财政厅尽快落实资金。”
她知道，这行字写下去，就是一千二百万。
这笔钱够红山牧场的牧民们买饲料、改良草场、引进品种。这笔钱够那些孩子们穿上新棉袄、住上新房子。
她也知道，这行字写下去，会有人跳出来反对。会说她偏袒地方，会说她乱花钱，会说她阿依江是在拿兵团的钱做人情。
但她不在乎。她当了这么多年领导，学会了一件事——对的事情，就去做。至于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
她签完字，又拿起第三份文件。是叶雨泽今天下午让人送来的，关于库尔勒工地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
报告写得很坦白，没有推诿，没有隐瞒。叶雨泽在报告最后一页手写了一行字：
“是我的责任。该承担的我全部承担。”
阿依江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
她想起叶雨泽年轻时候的样子——那时候她还小，跟着叶雨泽和玉娥阿姨在波士顿上学。
叶叔穿着一件皮夹克，开着战士汽车，举止帅气，人更帅气。她对叶叔的感情，比对父亲还亲，那时候的父亲太不靠谱了。
因为几十年相处下来，叶叔给予她的，都父母都没办法给予的。
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叶叔，是我。”
叶雨泽的声音有些沙哑：“阿依江，这么晚了，还没睡？”
“刚看完您的报告。”阿依江说，“您那行字，我看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叶叔，”阿依江说，“事故的责任，该谁承担就谁承担，这不是您一个人说了算的。但是我要跟您说一件事。”
“什么事？”
“那两个工人的医疗费，兵团来出。不是叶氏出，是兵团出。”
叶雨泽愣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兵团的工人。库尔勒那个工地，是兵团和叶氏合作的。出了事，兵团不能袖手旁观。”
叶雨泽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阿依江，谢谢你。”
“不用谢我。”阿依江说，“叶叔，您今天在基坑里挖了两个小时的土，六十岁的人了。这份心，比多少钱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