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财富极度贬斥，将君子与小人彻底对立，言义者为君子，言利者为小人，对于财富极度蔑视，事实上绝大多数言义之君子，皆家财万贯、丰衣足食……
孟子更为极端，甚至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对于钱帛甚为贬斥，认为有“仁义”便可穿好衣、吃好饭。
当所有人都在贬低财富、提倡仁义道德，那些穷人便可以安分守己的继续穷下去，哪怕付出了无数的辛勤劳作，却也吃不饱一顿饭，而富人则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财富，读书立说、继续那一套“穷得认命”的歪理邪说……
而这一切之根源，在于古代对于财富之认知。
古人对于“财富”之概念，认为天下财富恒定，有人多取一分、则有人必然少取一分。
《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义乃国家当让利于民，不可与民争利。
在生产力低下、财富流通几近于无的年代，有此认知可以理解。
但是当国家库府充盈、民间财富横流的大唐，依旧操持着儒家用以治世的那一套，不是蠢、就是坏。许敬宗素来自诩“言利之小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何看得上儒家口是心非的那一套？追求道德仁义没有错，但谁骗天下人仁义比利益更重要，那就不对了……
孔颖达看了许敬宗一眼，道：“君子耻于言利，非是君子不知利之好处，而是要以此引领社会风气，如若君子言必称利，则天下人趋之若鹜，仁义道德何存？”
他口中之“君子”，非单指道德君子，而是与孔子口中之“君子”一样，是指庙堂之上的统治阶级。“小人”也非是“道德低下之人”，而是接受统治的寻常百姓。
身在庙堂之上者，要引领风气，使天下人知晓“义重于利”的道理，如果统治阶级宣扬利益为重，则势必再无人言仁义道德，一个只重利、不言义之社会，自然人心混乱、秩序动荡。
许敬宗虽从不自认儒家子弟，但儒学造诣却不低，可却不敢与孔颖达辩论，对方无论学术、地位、威望都远超于他，如何辩得赢？
“我非在意义利之辨，只在乎以往那些错误的财富理论，要以事实告知天下人，财富是创造出来，当举国上下辛苦劳作，农业、商业等等任何方式都会创造财富，财富或会增多、或会减少，绝非恒定不变！”现在很多官员已经逐渐意识到，当财富作为铜钱埋藏在地窖里，这些财富等于零，毫无意义，而当财富流通起来则会出现变量，甚至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增值，简而言之，当财富流通加剧，会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开始谏言，国家的府库、皇家的内帑都不要囤积大量钱帛，而是要将其尽快花出去，无论通过何等方式，只要财富流通加剧，整个帝国都会因此受益。
这就是当下朝野上下之主流矛盾，非是“义利之辨”，而是“财富恒定不变”与“财富流通增值”两个观点之间的对立。
或曰保守，或曰激进。
是两种思想之对撞。
孔颖达摇摇头，道：“如你所言，将天下财赋之状况调查整理、细究财富之真相或可行之，但不管真相如何都不必公之于众，有些事情即便是对的，却也不宜大肆宣扬。”
许敬宗对此倒是表示赞同：“国家制定政策需要究极根本，但对外宣传却不必如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嘛，让天下百姓知道怎么做就好，不必让他们知道为何那样做。”
孔颖达瞅他一眼，懒得多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即便在儒家内部也有多种解释，许敬宗在此所言自然是最不好的那种解释，借以嘲讽儒家“愚民”的那一套。
他之所以不争辩，是因为这话除非孔子复生给出一个确定之答案，否则任谁也拿不出确凿证据解释其义，更无法反驳旁人之解释……
房俊笑道：“这就是行文之时不够严谨造成的误会，假如当年《论语》之编撰者在其中加入标点符号、使其能够准确断句，何以有数百年来之争端？推行标点符号，时不我待啊！”
古文典籍当中没有标点符号，使得诸多语句难以断句、歧义增多，是古人当真发明不出标点符号吗？非也。
事实上，先秦之时便有“点号”“线号”等等标点符号，那时候的标点符号没有规范，形体不规则，任意性极大，大多时候只要作者自己知晓其义即可……但在此基础之上想要统一标点符号其实并不难。之所以一直未能有规范之标点符号出现，更多是因为文化人将书籍抬高至极高之地位，使得普通人即便得到一本书籍，因为无法断句也难明其义，除非有家族之传承才能看得懂书册典籍，讲究“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来标榜读书人的高尚。